那些做試管嬰兒的父母,真的可恥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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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做試管嬰兒的父母,真的可恥嗎?
 
試管嬰兒
 
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,大約有10%至15%的育齡夫婦面臨不孕癥,以及由于疾病、意外或其他原因,更多的人只能通過醫療介入的方法擁有孩子。41年前,全世界第一例試管嬰兒在英國誕生時,為這些人帶來了希望,此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借助試管嬰兒技術輔助生育。


1978年7月25日,一對英國夫婦通過剖宮產
生下了全球第一個試管嬰兒

如今,如果你去生育??漆t院的附近觀察一陣兒,會發現那里聚居著一大批想成為媽媽的人,她們住在狹窄的旅店,面對乏味的日常和能否懷上孩子的擔憂度日。

我們與試管嬰兒父母接觸,試圖了解那些去做試管嬰兒的家庭,了解生育對女性意味著什么,孩子對家庭意味著什么。



當醫生告訴張賓夫婦,他們成功通過試管得到了兩個女胚胎時,一向平靜的夫婦倆有了一絲激動,他們擁抱在一起,眼睛泛淚。他們從未想過再要一個孩子,五年前,女兒離開人世后,他們覺得守著女兒的回憶過完這輩子了。

“小孩在14歲的時候走了。”在一場咨詢活動中,妻子李娜說得很平靜。
“因為什么意外嗎?”醫生問。
“是她自己的選擇。”語氣依舊平靜。

李娜在25歲那年生了女兒,做學術工作的夫妻倆早早就完成了這個人生大事,他們也一直以為自己的人生就是這樣按部就班,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平穩地做下去,直到經歷生與死。



張賓夫婦坐在我們面前,不像大多數失獨父母那般控訴命運的不公,他們大多數時候都顯得極為平靜,不埋怨,甚至不需要我們的憐憫,默默承受命運施加于自己的一切,我們能感受到他們對苦難與悲痛的隱忍。

在此之前,張賓夫婦一直走不出失去女兒的悲痛,總覺得如果再要一個孩子,是對女兒的背叛。直到女兒離世四年后,張賓勸李娜:“如果我們再要一個孩子,是不是意味著孩子能以另一種方式陪伴在我們身邊?”

2014年的時候,武漢添寶兒在中國做活動——為失獨人群提供基金補貼赴美做試管嬰兒的慈善活動。“跨境醫療在五年前接受度并不是很高,當時很多人并不能接受試管的方式,并且在我們的社會文化里認為‘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’,對于這樣的慈善商業活動也還是持保留態度。”作為該司市場部負責人添寶兒這樣說。



但從那之后,張賓夫婦便一直關注著試管嬰兒的事情,但因為不想在媒體前曝光,他們最終決定自費去美國做試管嬰兒,但此時的李娜已經43周歲了,卵子情況不容樂觀,即便在美國,這樣的年齡也面臨著很大的困難。

或許憑著學術工作者的職業素養,也或許是不愿意面對一次次的失敗,李娜并沒有像大多數的母親一樣,做一個周期(一個周期包括前期檢查、促排卵、取卵取精、移植,所需時間在2-3個月)進行一次的基因篩查。而是選擇在一年的時間里連續做完三個周期的PGS(基因篩查)之后,靜候命運的安排。

幸運的是,他們成功得到了兩個女胚胎。三個月后胚胎成功移植到李娜子宮內,健康成長到誕生。

“五年了,或許這就是輪回。”



在中國,絕大多數家庭在面臨夫妻無法自然生育問題時,總是容易把矛頭對準女性。有的來自丈夫的壓力,有的來自家庭的壓力,有的婆婆在兒媳多年無法生育之后,在背后指責兒媳是“不下蛋的雞” 。

喬女士在采訪中說起曾經在家庭生活中的種種,眼淚止不住地掉下來,她告訴我們,在婚后備孕三年無果的情況下,她與婆婆一起來到了試管嬰兒機構,咨詢生孩子的時候,當著工作人員的面,婆婆仍然一個勁兒地指責自己兒媳“無用”:“我兒子肯定生育方面是沒有問題的!他很健康。”然而最后體檢報告顯示,夫妻雙方都存在異常。



在這個過程中,喬女士得婆婆甚至一直在勸說兒子簽訂離婚協議書,但因為夫妻倆感情和睦,婆婆的勸說一直沒有奏效。

“在中國,無法生育有時候對于女人來說也是一件無奈的事情,我們面對各種各樣的客戶案例,但是我們只回歸到醫療本身,而不是去評價客戶。” 添寶兒告訴我們。

由于涉及到基因篩查的問題,夫妻倆嘗試赴美做試管嬰兒。在美國做第一個試管周期時,女方取卵15個,卵子授精后12個,通過基因篩查后得到7個胚胎, 2018年4月胚胎移植成功,2019年2月,寶寶出生了。



婆婆歡天喜地抱孫子,她認為這是她“應得”的孫子。在中國的傳統家庭觀念中,無論是否對錯,長輩是無需對晚輩有愧疚之意的,他們也無需“良知發現”,晚輩通常也這么認為。

而同時,她的兒媳告訴我們,經過婚后備孕生子的過程,她此刻需要解決的困境是,因為求子而辭去工作后的多年生活,該如何重新獲得經濟上的獨立。



實際上,添寶兒在工作中經常“勸退”前來問詢的客戶——“您的年齡做試管嬰兒的成功率已經比較低了。”“根據醫生的評估您的成功率低于10%,您需要考量實際的情況。”

美國試管嬰兒的成功率處于全球領先,第三代試管嬰兒已經普及很多年,但是生育與個體身體情況關系很大,醫療并不是可以百分之百成功,它因人而異,需要根據身體狀態進行評估,而美國的醫生對于實際情況往往顯得不近人情,他們會直接告訴患者最真實的數據,對于成功率極低的客戶進行勸退。

但是固執的人也總會有。

吳女士是一家企業高管,因為早些年一直忙于事業,所以錯過了最佳的生育年齡。女性生育年齡有兩道坎:35歲和42歲,35歲之后生育能力急速下降,42歲之后胚胎染色體異常的概率很高,能夠通過PGS的胚胎不多。



如今吳女士已經51歲了,我們告訴她這個年齡做試管嬰兒已經是不可能了。但吳女士一直堅信自己可以調理好月經,并且每月監測卵泡。在一次檢測到有一個基礎卵泡后,第二天她就坐飛機去美國進行試管嬰兒,但最后還是失敗了。

“我不能剝奪一個人做母親的權利,但是我得告訴你真相是什么,并且告訴你與此對應帶來的經濟風險。” 添寶兒說。

對于女性來說,成為母親的權利并不完全能為自己左右。

“我就希望我生個兒子,我老公只要兒子。”金女士找到機構的時候,眼里透著哀求,她整個人看上去非常疲倦。只是不停地在重復,“只要兒子,沒有兒子他就跟我離婚。”



“您之前的孕史如何呢?”工作人員問她。
“之前已經墮了五次胎了,全都是女兒,我們那兒看重兒子,如果沒有兒子,將來是沒有兒子為我們扶靈的。”

然而當醫生檢查了她的子宮,發現她的子宮壁已經像紙一樣薄了,幾乎沒有辦法進行正常的受孕了。

我突然想到柴靜在《看見》里寫“家暴”那篇,里面寫道“家庭的門吱呀一聲關上后,在這里人們如何相待……家庭是人類生活最親密的部分,為什么會給彼此帶來殘酷的傷害?”

生育對于女性來說往往是一場劫難,懷胎十月到嬰兒呱呱墜地,身體的變化會影響甚至折磨母體。在此之上,女性還會受到更多來自外界的壓力,比如生育一個男孩。



就如《人間世》中提到的那樣,醫生有時也需要運氣,醫學永遠是一個概率性事件。但醫學的進步在于,它能拯救那些陷入極端不幸的人們。

小美想不通努力賺錢的意義了。“七年了,我們一直拼命加班、拼命賺錢,但我們賺了錢呢?然后呢?”她說,臉上都是茫然。

她穿著藍白相間的病號服,兩眼有紅血絲,是哭過的痕跡。丈夫在身邊拍了拍她的后背,試圖在安撫,卻又背過身,用袖口擦了一下眼。



小美和丈夫七年前從小縣城一起來到深圳,身處地產行業的他們通宵加班是常事,他們也從未想過要一個小孩,不過努力換來了財富。他們買了車買了房,終于在這個城市有了安心的落腳之處。

當醫生告訴小美她被確診為乳腺癌時,她腦中的第一反應是決定要個孩子。

“之前沒想過要孩子嗎?”
“沒有。”
“不喜歡孩子嗎?”
“也沒有,就覺得沒時間。”
“時間呢?”

她想了好久,沒有回答,眼神有些黯然。

我們拼命努力奮斗,僅僅是為了向曾經渴望的生活靠得更近一些。最終,小美去美國凍了八個胚胎,回國后,她開始了放化療。母親的無私,或是在孩子沒有出生前,便做好了“一切為了孩子”的準備。一輩子為欲望而累,到最后不過是為了回到簡單溫馨的日子。



出現在這些機構的并不僅僅只有夫妻或者是女性,也會有單身男性前來咨詢。吳勇是一家國內三甲醫院一名介入科的醫生,從美國醫學院畢業,是一名醫學博士。采訪中他與添寶兒還在回憶初次電話咨詢介紹完自己的時候,聽到對方迅速敲擊鍵盤查找“什么是介入科”時,吳勇笑著說:“你是在查介入科嗎,不用查了,我告訴你們吧。”

介入科醫生工作特殊,他們每天都要穿著重達幾十公斤的鉛衣在血管造影機放射出X線的導管室里工作。同科室的男醫生也為了防止輻射引起精子變異,早早結婚生了娃。在沒遇到他那份“愛情”之前,吳勇并不想草草結婚生孩子,可他并不愿意放棄自己付出了十多年的醫學研究,于是他選擇了先冷凍精子。

在這個意義上來說,醫學的進步拯救了醫學本身。



“你知道這種感覺嗎,就是我們從不 ‘推銷’,醫療是一件嚴肅的事情,孩子并不是一件產品,我們不是在制造一件工業產品。” 添寶兒說,她在這個行業六年,其所在的機構已經服務超過上萬個需要試管嬰兒的家庭。

其中大部分人是因為不孕不育,在傳統的生育觀念中,大家往往在逃避不孕不育這件事情,卻因此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期,“我們只是想讓大家了解這樣的一種途徑,對于真正需要試管嬰兒醫療介入的家庭,能夠得到及時的治療,可以幫到那些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擁有孩子的人們。”

“這六年來,社會對試管嬰兒的接受度有提高嗎?”
“有變化,有好轉,但是總體來說,接受度還有待提高。一些客戶會回避自身的病癥,拖延治療時期,但隨著教育不斷的深化,很多人通過美國試管醫療有了寶寶,這給我帶來了極大的成就感。”



曾經我遇到一位38歲的客戶,因為卵巢早衰已經在國內做了9次試管嬰兒了,都沒有成功。在這期間,為了“促排”她一直在堅持吃藥,整個人因為藥物發胖乃至臃腫。后來去了美國做了兩個周期,艱難地移植了一個女胚。“孩子出生的時候,我們整個辦公室的人隔著屏幕都在哭,因為我們知道客戶太難了。”

“像卵巢早衰這樣的生理疾病,非常難懷孕吧?”
“是的,我給你舉個例子,就是20多歲的女孩的卵巢,卵子質量像50歲的女人那樣,對于女性來說,42歲以后生育能力會急速下降,而相比美國,目前國內的胚胎技術還是存在差距。”

 “我們并不需要抗拒必要的醫療介入,應該按照自身情況做匹配。”采訪最后,添寶兒再一次表達她的觀點,在問及是否會一直在這個行業做下去時,她說,“比起為了醫學獻身而冷凍精子的醫生客戶,我們能做的很有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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